风险投资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连续多年，每年我都要去看望几次江春泽和谢明干二位老师。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物流受到影响，4月和7月我去看江老师时还特地带去一些蔬菜、水果和大米。由于小区严格管理，我只好和因腿疾而坐着轮椅的江老师在小区门口聊了一会，即便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但所谈内容还总是离不开她心爱的话题，比如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中美关系等，而我也总是像以往一样，向老师汇报一下自己的研究工作。十一长假期间我去看两位老师时，在他们百旺家园的家里聊了近两个小时，其间还谈到年底他们将搬到郊区老年公寓安度晚年。临近搬家日，老师还特别叮嘱说搬家事宜都已安排妥当，故我说春节长假时再去老师的新家探望。没曾想去年10月的那次见面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江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江老师是1983年春夏之交。那年我大学毕业，仿佛是冥冥之中，报考了知之甚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的研究生。当时我填报的专业是西方经济学，导师是罗承熙研究员。后来由于考试总分低于另一位考生，同时报考江老师的考生发挥得不理想，我便转到了江老师门下。记得参加完复试江老师特地把我叫到一边，问是否愿意改读比较经济学专业。我当时没有任何犹豫便答应下来了，那不仅是因为我知道比较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更是因为如果没有江老师，我很可能就走上了一条与研究教学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让我一直对江老师心存感念，因为我非常热爱所从事的工作，无怨无悔，乐在其中，甚至觉得阅读写作是唯一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江老师后来告诉我说，她1979年就向时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钱俊瑞提出了建设中国自己的比较经济学的建议。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想法，应该讲是非常超前的。冷战期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批经济学家专注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的研究，他们结成了学术团体，出版了专业刊物《比较经济学杂志》，一些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同名课程，以“比较经济体制”为标题的教科书和专著也为数不少。四年后我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时，江老师便开设了比较经济学课程。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上课时江老师都是从极为朴素的书包中取出厚厚一沓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有几分潦草的钢笔字，有些段落下面还画了红线。班上的学生慢慢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江老师的讲义。

虽然已经过了36年，我仍然清楚记得江老师讲课的部分内容，这其中就包括1930年代那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引入市场经济。江老师对论战双方的观点了然于胸，讲起来环环相扣娓娓道来。对今天的中国经济系研究生而言，这一辩题早已有了一边倒的答案，但在大约八十年以前，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除了这场数十年前发生在欧美经济学家（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当时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之间的、且影响深远的辩论外，江老师的课程还广泛涉及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江老师的指导下，我几乎找到了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和文章。那几年的阅读，令我眼界大开。

在我硕士课程快要进入第三年时，江老师告诉我说她要去美国进修一两年，主攻方向便是比较经济学，并委托罗肇鸿研究员做我的联合培养导师。江老师的第一外语是俄语，后来为了研究苏联东欧国家中改革与开放的先行者南斯拉夫，她又开始学习塞尔维亚语。再后来，为了在理论上对苏东国家经济改革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她又开始了英语的学习，并在50岁时只身赴美做访问学者。江老师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强烈的求知精神和坚强毅力，让我们做学生的由衷地敬佩，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生。在美国进修期间，江老师在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之外，还笔耕不辍，后来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刊登在《比较经济学研究》上。那一代做科研的人都知道，34年前就在外国期刊上发表论文绝非易事。

江老师在飞往美国之前曾嘱咐我，争取在读书期间也能有机会到美国去看看，和国外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建立些联系。当时我只是那么一听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对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而言，1985年前后去国外参加学术交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年后，让我吃惊的事发生了，江老师来信说正在为我争取参加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暑期青年学者培训班，而且基本上有些眉目了。论文答辩后，我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伊利诺伊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由几位研究苏东经济的知名教授为参加培训的博士或博士后分析指点论文。虽说这种类型的研讨班今天在中国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对那时的我来说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也多少明白了江老师刻意安排这次培训的良苦用心，感受到了她对学生的关爱。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开始从事比较经济学的职业研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和江老师在同一个研究室工作，我便有了更多的机会继续向江老师学习请教，并且作为学生和助手，与江老师联名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发表在《世界经济》（1986年第8期）上的《西方比较经济学经济体制划分原则》和《学术季刊》（1988年7月刊）上的《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览》。在为江老师做助手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受益颇丰，在感受到江老师关爱的同时，也意识到这是培养青年后学的有益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我是以这种方式被江老师带入学术圈子的。多年后，当我成为研究生院的老师并开始带研究生时，我也照着江老师带的方法，通过带着学生合写论文来提高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和学术感觉，并且很是有些心得。

1988年江老师自美访学回国后不久就调到国家体改委从事外国经济体制研究。江老师毕生关注的核心议题可概括为两大领域：其一是国家或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其二是批判性借鉴国外经验以及如何有效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虽说自江老师离开社科院后我失去了许多得到老师直接指导的机会，但江老师的研究成果我一直都非常关注，尤其是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层思考和提出的重要政策建议，始终让我受益良多，并常常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她对国家发展和理论探讨的浓厚情怀。江老师曾问过我是否有意也去体改委。最近我还问过自己，如果30多年前追随江老师去了体改委会怎样。自认为不适合机关工作的我，如果在江老师领导下工作，应该仍旧是一个研究者，区别可能在于所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现实问题上。

江老师过世后，我便有了写一篇回忆纪念文章的想法。原本打算回忆梳理一下江老师的学术发展脉络，温习体会一下江老师的理论和对策研究贡献。然而下笔时，涌现于脑海的却大多是30多年前师生教学的画面。文章快写完时我忽然想到，如果给文字配上一张师生两人的照片或许会更好些。于是我便开始翻阅相册和手机，最后的结果竟然是大失所望。这么多年怎么连一张合影都没有？懊悔之心油然而生。之后仔细想来，发现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每次见面时都理所当然地觉得过不了多久就又见面了，照相的机会多的是。或许在潜意识里，每次见到思想如此清晰、敏锐、深邃的江老师，我干脆就没有想到过她的年龄。如今悔之晚矣。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那些合著的文字将持久地存留下我们师生一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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